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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条大江从遥远的大兴安岭脚下带着狂涛怒浪奔驰而来，到了塞北草原的这个地方，转了个弯儿，而后呼啸而去。

　　就在这大江拐弯的地方，留下了数不清的大小沼泽和泡子。泡子里各种鱼虾恣意生长遨游，周边野草丛生，豺狼和狍子打架，狐狸和野兔赛跑，听不到人的声音，看不到人的足迹，间或在夜深时分可以看见稍纵即逝的、闪闪烁烁的绿色荧光，那是当年流放者的骨骸散发出来的磷光。但是，它同时还有“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的自然景象。这景观终于吸引了一批大胆猎人的眼球，他们纷纷来到这里捕捉野物，而且无不满载而归。尝到了甜头，有的猎人干脆用野草搭起了窝棚，在此住了下来，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日久天长，住下的人多了，便形成了村庄。这些猎人多半属于周围的达斡尔族同胞，于是，他们便给这个村庄起了个达斡尔族名字——富拉尔基，语义是“红色宝石之岸”。

　　富拉尔基在大自然的鞭挞下，度过了漫长的凄苦岁月。不过，达斡尔人并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，之所以把这里称作“红色宝石之岸”，正表明他们希望从现在的苦难过渡到幸福的彼岸的决心。

　　嫩江的波浪涨了又落，塞北草原绿了又黄，冰雪融化了又凝结，老一代衍生新的一代。虽然岁月在苦难中轮回，但是富拉尔基人的希望并没有破灭。不知过了多少个寒暑，经受了数不尽的雪欺霜打，他们终于盼来了这一天：东风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吹来，冰河解冻了，严寒逃遁了——中国领导的人民解放的队伍，把阳光和种子一齐带来，在红色之岸播下了永恒的春天。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。和其他地方一样，大草原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富拉尔基的猎人们成了生活的主人。他们不仅从事渔猎，而且开荒垦地，种上了庄稼，生产了稻谷，安居乐业，幸福融融。

　　又过了一些时日，忽然有一支地质勘探队来到这里。达斡尔同胞热情地接待这些远方来的稀客，又引导他们凿开冰封的大地，抽去沼泽里的污泥浊水。于是，一撮撮黑土从地层深处被勘探机翻卷上来，它们被邮往科学研究机构，接受科学家的鉴定。不久，回信来了：红色宝石之岸不但可以接受拖拉机的耕耘，也完全可以承受数百吨重型机械的压力。

　　果然，一个大喜讯传开了。从北京的发出了命令：要在富拉尔基建立装备钢铁工业的基地，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坚实的根基。于是，又一支勘探队星夜赶来，他们在野草丛生的沼泽旁搭起帐篷，在野狼和狍子盘踞的巢穴，打下第一根木桩，刻下了水准点，插上了第一面红旗。

　　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，由于多年来饱经兵燹之祸、战乱之苦，国家伤痕累累，百废待兴。为了彻底改变这种“一穷二白”的落后面貌，党中央顺民心、遵民意，决定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。于是，经过地质勘探，中央有关部门多方调查研究决定：在塞北草原上的富拉尔基兴建一座堪称“钢铁之母”的重型机器厂。因为它是我国首建的大型企业，也是亚洲最大的重型机器厂，所以命名为“第一重型机器厂”，简称为“一重”。

　　据后来的可靠消息证实，当年国家之所以选择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兴建如此大型的机器厂，主要是考虑它的“地缘优势”。因为它地处东西方“两大阵营”剑拔弩张、严峻对峙的“大后方”；同时，它又位于交通枢纽的“中长铁路”线上，且濒临汹涌澎湃的嫩江；特别是它距离“亲密友邦”苏联较近，便于接受苏联的援助。当年，这种援助对于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工业建设来说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我国工业布局的首选条件。

　　“一重”初建时，充分发挥了“全国一盘棋”的优势。四面八方的人力物力一齐支援重点建设，为此，第一机械工业部专门下发了文件，要求全国机械工业系统毫无保留地支援重机厂的建设；黑龙江省委的机关报《黑龙江日报》特别发表了社论《支援重机厂建设》，号召全省军民同心协力，尽快把这个“草原上的钢铁之母”建设起来。中央和地方有关人事部门，特别为“一重”大开绿灯，各种专门人才都应招云集而来。其中有留美的专家，有留德的工程师，有留苏的博士生，有未卸装的志愿军战士，有身经百战的老红军，更有全国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。而作为建设者之一的笔者，也是一九五七年从天津大学毕业分配来这个工厂的，那一年，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就有两百余人。全国各有关兄弟厂矿，也都从大局出发，选拔最优秀的技术骨干前来支援“一重”，特别是中央还专门调来两员大将：一位是身经百战的青年将军——首任湖北黄石市的市委书记杨殿奎；另一位是年轻的红色专家，二十二岁就担任抚顺重机厂厂长、后又留学苏联的赵东宛，他们分别担任厂长和总工程师（同时兼任第一副厂长）的职务。

　　当时的“一重”真可谓群贤毕至、人才济济，而且党的威信高、党风正，人民的爱国热情高、干劲足，上下都有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。数万职工顶着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，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，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日夜兼程、艰苦卓绝，共同奋战在这片新开垦的处女地上。所以建厂的速度真正是名副其实的“日新月异”。

　　红色专家赵东宛一调到“一重”，便被工厂党委委以重任，要他领导正在进行的“三大工程”。这是我国建设史上无先例的创举，它们是：

　　一，打桩工程。因为“一重”是当年亚洲规模最大、最现代化的重型机器厂，基础必须牢固，因此需要向地心深处揳入一万余根钢筋混凝土基础桩。桩长十二至十六米，重约千斤。当时，几十台巨型打桩机排成长队，它们昂着“头颅”，高举巨拳，傲然地指向碧蓝的天空。巨锤急如雨点，敲击着大地，发出山崩地裂的轰响，打破了大草原的千年沉寂，仿佛整个北大荒都在震颤。打桩工不惧恶劣天气，风雨无阻，夜以继日，短短四十余天就将万根钢桩揳入地心深处，打下了这座钢铁大厦的万年之基。

　　二，沉箱工程。这是工厂未来的热处理装置，它体现了最现代化的基建要求。英雄的沉箱工人，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，忍受着三个大气压的压力，站在冰冷彻骨的泥浆里，将一座四十余米长二十余米宽、重达数万吨、号称“地下钢铁宫”的沉箱，沉入地下近三十米深处。这座“地宫”里，将孕育出无数“钢铁巨人”，来武装我们年轻的重工业。

　　三，厂房结构工程。为了满足未来生产的需要，各主要厂房都必须用大量的钢梁铁架进行武装加固。因此，几十座厂房同时开工建造，那些钢梁铁架如森林般矗立着，密密麻麻，遮天蔽日。外来的客人看到这个情况，无不惊讶万状，有人戏曰：你们这些建设者真能耐，竟然把大兴安岭的森林移植过来了。

　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这三大工程是同时立体交叉进行的。那种热火朝天的战斗情景在我国的建设事业中是少见的：打桩机挥动它的巨拳捶击大地，声响惊天动地；沉箱工程如巨龙潜水昂首挺胸，威风凛凛；厂房结构工程火花飞溅，有如银河泻地，火龙奔驰。三者并举，构成一幅无比壮美的宏伟图景。再加上高炉的铁光、平炉的钢光、电焊机的电光一齐迸射，真正是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，这种画面无与伦比，世人少见，诗意盎然。作家中不是有人总说工业题材难以写景吗？如果他亲临这样的工地，就会有另外的一种体会了。

　　当年年轻的我，既是建设者又是文学爱好者，看到这样宏伟的场面，触景生情，写出一首小诗：

　　经过广大职工的日夜兼程、艰苦奋战，三大工程顺利完工，预示着重机厂建成在望。这时，大量的设备也纷纷进厂，接下来就要考虑基建、安装和生产了。赵东宛对工厂各方面工作已经了然于胸，立即邀齐他的助手，精心谋划下一步的工作进程。他们研究决定：这几项工作“立体、交叉”，同时进行。于是，大家的干劲更足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决心提前完成建厂任务。

　　就在这关键时刻，北京突然发来了新命令，指名要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赵东宛尽快前往首都接受新任务，不得延误！

　　责无旁贷，他立即成行。但在动身赴京前，赵东宛和厂长杨殿奎交换了意见，他是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。杨殿奎用坚定的语气嘱咐自己十分信任的战友：实事求是，量力而行，敢负重任，大胆受命！

　　为了加速国家经济建设，打破国外的严重封锁，亟须给有关工业部门提供冶金、机械、化工、电力特别是国防工业所需要的特大锻件。而生产这些锻件必须有大型的锻压设备。设计和制造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，便提上了党中央、国务院的议事日程。

　　于是，国务院的领导专门召开了有关各工业部门负责人的会议，研究制造万吨水压机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。因为这种设备是重型机器制造业的顶梁柱，属于大型尖端产品，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这个头号强国才拥有；连素有“水压机之乡”的捷克斯洛伐克，也仅能生产六千吨级的。那时，我国的工业刚刚起步，基础尚薄弱，生产此类机器，在过往几乎是天方夜谭；这几年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，但制造这种尖端产品，实非易事，但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。为稳妥起见，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的专家反复研究，最后决定：以正在建设中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为主，以经过技术改造的沈阳重型机器厂为辅（以下简称“沈重”），设计制造一万两千五百吨自由锻造水压机；同时组织全国大协作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全力以赴！中央再三强调、明确要求：务必及早攻克这个科学技术堡垒，以解国家生产和国防建设的燃眉之急。

　　他生于河南省南阳市的一个望族之家，诗书继世，生活优渥，很小便入学读书。他是个早慧的孩子，少年时代便开始阅读革命书籍，接受进步思想，向往革命，故年纪很小就投身到革命队伍之中。抗战初期，国共合作，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，赵东宛曾在我党河南省委领导的著名的“开封孩子剧团”中担任过小演员，唱救亡歌曲，演救亡戏剧，是舞台上十分活跃的角色；有时，还冒险掩护地下党的负责，开展抗日救亡和统战工作。当时，他年仅十二岁，却非常受党组织看重。他对任何任务都是尽心尽力，不负厚望。后来因为反动派闹分裂，排斥，形势逐渐恶化，党组织决定将剧团的疏散，通过各种渠道，分别撤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。赵东宛背着父母，和另外几个小伙伴结伴而行，在地下党的帮助下，冲破种种艰难险阻，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，跋山涉水，顶风冒雪，终于在一九四○年三月辗转千里，来到了早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。

　　当时的宝塔山下、延水河畔，集中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精英，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，接受中国的教育。被党的思想武装后，旋即厉兵秣马、摩拳擦掌，等待组织批准奔赴前线抗战杀敌。赵东宛也和他们一样，跃跃欲试，请缨报国。但组织上顾念少年赵东宛聪颖、睿智，特意安排他到延安的自然科学院学习。这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院校，与著名的艺术院校“鲁艺”相对应。赵东宛是“科院”最年轻的学生，但是他学习努力，思想早熟，十五岁便宣誓参加中国，是学校中最年轻的党员。

　　虽是战争年代，学校对师生却要求很严，不容许有半点儿懈怠之风。经过数年的艰苦学习，赵东宛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，毕业时还不满二十岁。彼时恰逢反动派撕毁和平协议，全面内战爆发，赵东宛旋即投笔从戎，正式进入紧张而艰苦的战斗行列。三年解放战争期间，他一直在东北解放区的军械修造厂负责保卫和生产工作，全身心地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。在那紧张、艰苦的日日夜夜，他披荆斩棘，努力工作，奋不顾身，因而屡立战功，得到领导的多次嘉奖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更是勇挑重担，历任好几个工厂的领导，其中的抚顺重机厂，职工上万，在东北很有名气，而当年任职的厂长赵东宛才二十二岁。他夙夜匪懈、艰苦备尝，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，为当年全东北的解放和稍后的恢复、发展国民经济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他精明干练、业务娴熟，在工作中勇挑重担，因此，为上级所倚重。五十年代初期，组织上考虑他年轻有为，技术业务基础扎实，选送他到苏联学习深造。在苏联期间，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，焚膏继晷、惜时如金，专心致志于重型机械这门学科的研读，先后在苏联的重型机械研究院和乌拉尔重机厂学习和实习。他知道自己受党重托，身负重任，对此业务精心钻研，从理论到实践，他都认真狠下功夫、努力进取。在留学期间，他从不游山观水，而是全神贯注、心无旁骛地学习，因此在专业上大有进步，成就斐然。苏联友人当时便认为他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可胜大任。所以，在回国之后，有关部门便直接分派他到新建的“一重”担任要职——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。在当年，他是党内屈指可数的技术专家。由于他年纪轻、资格老，被人们誉为“年轻的老革命”。

　　来到工厂之后，他马上进入角色，敢挑重担、尽职尽责，广受职工们的赞扬和上级部门的认可。

　　下达任务后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专门找他谈了话，阐述了制造万吨水压机的重大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，并一再强调说，这是从里发出的“命令”，是非比寻常的任务，连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十分关心，希望他带领“一重”的技术人员和工人，胜利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，不要辜负党中央的期望。

　　赵东宛深深懂得部长这次谈话的分量。他以一贯的果决、沉稳、练达作风，向部领导做出了庄严保证：一定以敢想敢干的精神和科学求实的态度，努力攀上这个技术高峰，攻下这个尖端，以应国家之需！

　　部长非常满意他知难而进的精神，但又严肃地对他说：“小赵啊，这可是块硬骨头，很难啃哦，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！”

　　赵东宛也严肃地回答：“请领导放心，再难我们也要把它啃下来，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！”

　　部长高兴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信任地笑了，说：“我等待着你的好消息！”过去的工作实践，使他了解这位党内技术干将的信心和决心，知道他是一个务实的好干部。

　　程树榛：1934年生于江苏邳州，195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系。历任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工程师、党委宣传部部长，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、省作家协会主席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；是“十三大”代表；曾任中国作协理事、全委会委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等。创作一级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少年时代开始发表文章，迄今发表作品600余万字，获各种奖项十余次；出版《程树榛文集》10卷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钢铁巨人》《大学时代》《生活变奏曲》、报告文学《励精图治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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